阿美曾经设计很多游戏规则,并利用规则获取巨大利益。
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,彻底终结了英镑霸权,确立了美元霸权。不敢跟前苏联热战硬碰硬,通过冷战开辟新战场,利用意识形态输出和经济优势,耗时半个世纪,终于搞垮了前苏联。20世纪80年代,面对日本经济的全面崛起和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,阿美设计了广场协议,帮日本按下暂停键。
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,让阿美产生一个错觉,以为自己天下无敌。
WTO是阿美主导的产业分工体系,也是给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局。过去,没有一个国家,以胜利者的姿态能够走出这个局。
但是中国做到了,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,在阿美制定的规则下,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。如果按照购买了评价计算,我们的工业产值相当于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加拿大等G7集团的1.3倍。
阿美竞争不过,批评我们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的漏洞,然后把自己设计的规则体系一脚踢开、反复踩踏,还骂骂咧咧的。
这个不是很搞笑吗。你设计的规则,如果有漏洞,应该反思为什么不尽快把漏洞补上,怎么好意思指责我们呢。
老牌的欧洲国家,也不甘心做阿美的提线木偶。它们搞一个欧共体,然后升级为欧盟,1999年推出欧元,准备跟阿美掰掰手腕。如此司马昭之心,阿美岂能忍;当年就为欧盟和欧元量身定制一场战争,终结了其上升的势头。
吃了败仗,欧盟诸国学聪明了,积极利用联合国和环保组织,以保护地球的名义,设计一个基于碳排放权交易的阳谋。
欧盟诸国的心思很深,它们清楚这条路最开始是阿美开拓的,它自然不好反对;阿美还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之一,从来都是大手大脚,浪费严重。一旦严格执行,即便不能击败阿美,也能让它受到严重内伤,从而削弱其竞争优势。
这个策略高明的地方就在于,不但针对阿美,同时也是锁死中国向上发展的杀招。
欧盟诸国显然忽略了国家竞争的暗黑性。
阿美是什么,强盗立国,岂能钻进别人设计的圈套。所以美国反击的策略简单粗暴,视欧盟推动的规则制度如放屁,压根不陪着玩。
欧盟诸国直接傻眼,知道阿美流氓,没想到如此流氓。
中国则优雅的多。我们一边跟欧盟完善游戏规则,一边认真执行环保政策,调整产业结构。
游戏进行不到一半:整个光伏产业链,中国几乎实现全面垄断,欧盟连芝麻都没捡到几粒;风力发电领域,中国在发电设备、装机容量、发电总量,对世界各国都是碾压级存在;新能源汽车领域,中国也是上、中、下全产业链的领先,欧盟诸国不得不融入我们的产业分工体系来。
欧盟诸国相当郁闷,明明是拿了一手好牌,怎么玩着玩着就输了呢?
欧盟诸国虽然心有不甘,但毕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,不至于像阿美那样输不起;也基本接受输掉这一局的现实。
事实证明,不论是谁设计游戏规则,最后都是我们赢。
历史上,相当长的时期里,我们既是规则制定者,也是无可争议的赢家。
从中原到中国,长期的领先,让我们国家的名称,自带中心含义,奠定了世界以我为中心的自信。
从现实回望历史,我们能够成为赢家,是整个群体的能力和优势。
金灿荣教授曾说,脚盆鸡的可笑在于,用一段时间的技术领先,证明自己文明的永恒领先,然后推导出自己种族的优越;事实上,西方诸国,几百年来一直也是这么想,这么做的。
它们想从根本上证明自己高人一等,精心设计多种测量智商的工具。
结果它们设计的所有的智商测量工具,都在反复打它们的脸:因为唯一的结论就是,中国人的智商遥遥领先。
智商测量,屏蔽了周围环境、后天学习的影响,它直接从生物学的底层逻辑,证明中国人的高智商源自于基因的优秀。
从现实回望历史,我们能够成为赢家,不但是社会学上的优秀,也是生物学上的优秀。这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共同塑造的结果。
现代生物学证明,人类遗传存在基因均值回归现象。通俗的说就是,高智商的父母,大概率生育一般智商的子女;一个优秀的家族,很难让优秀继承下去。
这也大致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,似乎生命周期有个上限。抛开其他因素不谈,皇室家族拥有了最好的生长环境、学习资源、实践机会和婚配资源。即便如此,在遗传规律的支配下,这个家族经过若干代际之后,无论先辈如何优秀,也必将走向平庸。
而随着时间推移,王朝就如生命体,疾病增多,每况愈下;卓越的帝王都不一定能够扭转局面,更何况接手事业的是越来越平庸的后代。
因此,王朝被取代于国家和文明而言,是最好的选择。王朝更迭,周期演进,客观上尊重了自然规律,自然规律则回馈我们以更优秀的族群和极高的整体智商。
相较帝王家族,中国古代的门阀士族更迭其实更难;从我们所熟知的隋唐时期形成的五姓七望,可以窥见一二。
电视剧《唐朝诡事录》里,卢凌风每次出场即自报家门,折射出其家族在有唐一代的超然地位。范阳卢氏以东汉大儒卢植为始,到卢凌风这里已有500年的历史;荥阳郑氏,其先祖可追溯至周朝郑国;清河、博陵的崔氏,其始祖更是直达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,家族延续近2000年。
这些门阀世家,可谓铁打的家族、流水的皇帝。不论谁坐龙椅,都动不了他们的利益;一旦天下有变,就喊皇帝出来背锅。他们不但垄断上升渠道,还为保持血统纯粹,只在各大家族内部通婚,妄图把利益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。
极端自私的基因,极端垄断的格局,终于在唐末被黄巢物理摧毁。
追求家族血统纯粹而内部通婚,违反了基本的生物学规律。
这方面,最佳样本是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。以代表人物卡洛斯二世(1661-1700)为例,他之前的200年,家族中的11次婚姻,有9次是近亲关系。在卡洛斯二世达到崩溃的临界点,他身体畸形,患有各种疾病,仅39岁即去世。两次婚姻,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后代,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直系从此灭亡。
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出名,就是由于他们长期近亲繁殖,留下众多的带有遗传特征的家族人物,他们都长了一张鞋拔子脸和一对哈布斯堡唇。
在一个国家或文明系统里,不应该存在永恒的家族,家族兴衰交替才符合天之道。
中国自秦建立郡县制开始,从未停止这方面的探索。东汉末年曹操的“唯才是举”,是一次对世族大家的宣战。隋文帝杨坚开创的科举制,尝试通过制度建设,打开人才上升通道。当温和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时,最后只有选择革命的手段。
中国的门阀士族正是在王朝的不断更替中,逐渐走向消亡。
对于中华文明而言,没有高门大家传承至今,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,因为它确保了整个族群的优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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